她用了十年，想告诉大家怎么跟孩子谈“性”
刘文利，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研究性教育与儿童性发展等领域
编者按：刘文利，2003年毕业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获儿童发展领域博士学位，同年任美国洪堡州立大学助理教授。200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儿童健康与促进、脑科学教育传播。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20余项，发表学术文章9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30多本/册。
从刘文利老师的履历来看，她应该是一位优秀而“标准”的学者，在象牙塔中潜心耕读，传道授业。然而，2017年3月，互联网上一场有关“性教育读本内容尺度大”的舆论风波把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的刘文利推向风口浪尖。面对社会上种种非议，刘文利坦然淡定，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觉得性教育会推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性教育道路上的坚守、坚持、坚定不移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我愿意一直这样做下去。”
说到青少年性健康，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全面性教育”。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从2007年开始研发小学性教育课程。其实，性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关于狭义上的“性”的知识，还包括培养对性的积极美好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建立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从而确保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福祉和尊严，帮助儿童青少年思考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怎样影响到自身或他人，也能使他们终身懂得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
基于这套理念，我带领我的课题组开发了一整套小学性教育课程，出版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2017年3月初，网上掀起了关于我们这套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的广泛讨论，起因是杭州萧山的一位母亲认为读本有些内容太“直白”，“直接出现男女生殖器的名称，这让她有点受不了”。实际上，这套读本是我们课题组从2007年1月开始研发，历经10年，直到2017年3月底出版完成。
▲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共分为12册，针对不同学龄段的学生有不同的内容，分为1-6年级，覆盖了12个学期，包括6个单元，72个教育主题。至2017年3月已全部出版。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2008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里面明确区分了五个不同的年级水平和五个领域（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与避险）。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区分了四个年龄水平和六个关键概念（人际关系，价值观、态度与技能，文化、社会与人权，人体发育，性行为，性与生殖健康）。根据这个框架，我们编写了目前的这套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
读本一共12册，覆盖了1-6年级的12个学期，6个单元，72个教育主题。
首先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内容——家庭、同伴、恋爱、婚姻、子女养育，以及成立自己的家庭之后的新的关系等。
比如在“家庭关系”里，我们希望孩子们能认识到“性别平等”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 《读本》中关于“性别平等的家庭角色”的呈现。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到了青春期，让孩子们能够面对、了解自己和异性的心理变化，能够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在讲爱情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们能知道，现实生活中既有异性之间的爱，也有同性之间的爱，人类的爱情是非常多元的。
▲ 《读本》中关于“爱情”的陈述，认为“爱情是相爱的双方对彼此的亲密和陪伴，吸引和渴望，承诺与责任，尊重和接纳，关怀与付出”。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我们还希望帮助孩子们理解青春期的爱情，知道爱情里比较核心的要素都是什么。我们提倡一种尊重、平等、接纳、包容、理解并且相互支持的爱情，也希望让孩子们了解，青春期的爱情是易变的，并不是期待它长久就一定能长久。有研究表明，初中生的恋爱周期非常短，有的几个月，很多可能都不会超过一年。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了解这些，也了解自己。
读本的内容还包括媒介素养。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丰富，也没有合理、严谨的限制，因此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们的辨别能力，知道如何去鉴别电视、互联网上的与性有关的信息。儿童有权利通过大众媒体去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作为教育者和父母，应该去培养孩子获取、处理、辨别这些信息的能力。
▲ 在“合理利用网络”部分，《读本》指出：“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还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王若涛老师说“我们的性文化是由整个社会塑造的”，当我们在塑造一种广泛的性文化时，一定也会对儿童青少年产生影响。通过全面性教育，孩子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吸收他们获取的信息，并加以理解、判断、分辨，最终形成他们自己对性的认知架构。包括他们长大之后要不要发生性行为、何时发生、和谁发生……也包括他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对一些性别刻板印象的消除和对性别平等的接纳。
在我们的性健康教育读本里，还有一部分涉及到“生活技能”。
我们培养孩子们交流、协商、做决定、拒绝、寻求帮助等一系列生活技能，让孩子们学会相互理解，理解对方的底线；学会自信地表达自己，自信地说出愿意或者不愿意；也学会求助，向父母、老师、朋友求助……这些不仅可以用在“性”相关的事情上，还可以推及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拒绝抽烟、饮酒等。
▲ 在“协商的基础是尊重”中，读本提出，“在协商的过程中，需要协商的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如果不尊重对方，只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那就是强迫”。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安全套的使用，要不要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谁来主动提出、谁来戴安全套？如果有一方不愿意，双方如何沟通交流？在性行为中，这些沟通协商的技能非常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在性行为发生当时才会出现，而是在孩子发展的早期就要被培养。
在“性别与权利”方面，我们提倡性别平等和尊重多元。比如男孩女孩都是宝、男孩女孩都分担家务、男性女性都可以从事不同的职业等。再进一步，就是对不同的人的了解，我们会在读本中讲到，无论一个人来自哪个地域，是什么性别，年纪多大，性倾向是什么，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一个人被歧视的理由。不同的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不应该被剥夺掉他本来应该有的机会和权利。
在“人体发育”方面，我们在一年级的读本里就有关于人的身体结构图，让孩子们知道人的身体结构和不同器官的功能，比如睾丸可以产生精子，卵巢可以产生卵细胞，并解答孩子们关于“我从哪儿来”的问题。
去年网上对这套读本争议比较大的一幅出现在二年级下册的插图，呈现了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有人认为不应该给小学生看这样的图，会引起不好的结果。这个图是在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是在讲生命诞生这样非常美好的事情。理解生命诞生的科学道理，为后面的性教育内容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包括预防性传播感染、预防艾滋病和预防青少年非意愿怀孕。
▲ 《读本》二年级下册中的插图。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现在有很多防治艾滋病的宣传，但我们认为不能一上来就直接跟孩子们讲艾滋病，他们很难在没有认知基础的前提下真正理解艾滋病。我们会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告诉孩子，人是会生病的，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患上不同的疾病。在三年级讲疾病分为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在讲到传染病时，学生就会知道不同的病毒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通过切断传播途径，就可以避免传染病的传播。在四年级讲性传播感染，到了五年级讲艾滋病。经过小学四个年级的由浅入深的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如何才能真正预防艾滋病。而且面对艾滋病流行的高发态势，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放到小学高年级是必要的。
艾滋病病毒的重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我们在讲性传播感染时，把二年级的那个所谓“性交图”再次呈现，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安全的性交行为，即在把阴茎放入阴道（或肛门）前，一定要戴上安全套，这就是安全的性行为。如果回避“性交”这个行为本身，就会让很多知识无法科学准确地呈现，教育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
有人认为让孩子知道这些信息，是在鼓励他们发生性交行为。这种推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已有的科学研究表明，全面性教育能够推迟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降低性交频率，减少性伴侣，在发生性交时增加对安全措施的采用。
在讲艾滋病的时候，《读本》里会提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只有做好防护措施才能保持安全。另外，艾滋病病毒会破坏免疫系统，但是在日常接触中，只要不是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就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了解这些知识，对艾滋病的去污名化也非常重要，希望学生不会因为无知而对艾滋病产生恐惧。
▲ 《读本》四年级中关于“有保护的性接触”的插图，是基于二年级下册中的插图做的拓展。 © 北师大儿童性教育
在性教育上，父母的参与也非常重要。学校性教育，父母的支持比起其他学科教育有更加特殊的意义。
在开展性教育的实践中，我们一直重视性教育的效果评估。评估发现，在小学期间的性教育对学生增长性知识，培养积极的性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要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目前来看，这个任务还非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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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刘文利教授在“互联网下的青少年亲密关系”沙龙中的分享，经刘文利确认。以下为刘文利与现场观众及主持人的互动——
提 问 ：上世纪的时候，整个社会还很羞于正式地谈论“性”，讨论的也更多是婚前性行为、“处与非处”等问题。到现在，年轻人们会在网上征友、约会、“约炮”，给人的感觉是“性”变得越来越低龄化。“性教育”也从小学就开始了，但以前，连“安全套进大学”这样的过程都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普及开来。请问您如何看待所谓的“性的低龄化”这个问题呢？
刘文利 ：说到性教育，我个人认为其实从孩子出生时就已经开始了，父母会在自觉或者不自觉间对孩子的性发展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我认为父母在性教育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大部分人没有在学校里接受过性教育，也很少有父母会和我们谈论性。现在的父母应该有这种意识，应该知道自己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可以讲与性教育相关的话题。当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再成为父母的时候，也会知道怎样跟孩子讲性。
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双方都对孩子谈论性，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将来孩子长大了，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在性行为方面的决策上，都能够做出负责任的行为。
在学校开展性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保证有固定的课时，有系统的教材，有经过培训的老师，学校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教育环境。但是在家庭中，父母也要承担起家庭性教育的责任。这两个场景、角色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学校性教育是普遍化的教育，家庭性教育是个性化的教育，都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父母最好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就和孩子建立起平等交流的家庭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才更愿意在面对性方面的问题、困惑时，主动和父母讨论、寻求帮助。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其实有很多知识已经可以教给孩子，不仅仅是生理卫生方面的，也包括人际交往等。只要孩子感兴趣、能理解，都可以平等交流。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就会更自信、从容，一些信息，如果他们了解得比较晚的话，反而更不容易去面对、理解。
提 问 ：一个社会的性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整体文化的变迁、不同形式的性教育，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不同个体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选择。请问您如何看待社会的性文化和个人的性观念之间的关系？
刘文利 ：性文化对性观念、性行为的选择确实有影响。我们的课题组与荷兰的性教育专家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荷兰每五年会做一个关于青少年性健康行为的调查，最新的结果显示，荷兰青少年初次性交行为的年龄从17岁延后到了18岁。
连荷兰的性教育专家也对此感到有些意外。荷兰一直以开放的性文化著称，很早便在立法上允许同性婚姻，性工作者也是合法的，大街上也有裸露身体的广告，学校的性教育也非常普遍，荷兰教育部门要求学校为四岁及以上的儿童提供性教育。
可以说，荷兰青少年的性观念非常开放，但同时，他们的性行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开放。另一个研究发现，荷兰的青少年第一次亲吻的时间，和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中间相隔了大约3年时间。荷兰专家推测这种“渐进式”性行为发展模式是性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孩子们在性行为的发生上有一种基于自我认知而产生的自律。所以说，开放的性文化不必然会带来“提前发生的性行为”，如果给孩子们以正确的认知和引导，施予全面性教育，他们不仅会对自己负责，还会对他人负责。
在性教育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价值观的培养。我们告诉儿童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确实会带来愉悦的体验，但是伴随着愉悦，还有责任，要承担起责任来。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性行为可能会导致疾病，可能会产生新的生命，是否为这些后果做好了准备？这些都是在性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和儿童青少年一起去探讨的。
在课堂上，孩子们会非常踊跃地讨论这些问题，常常带给我们特别多的惊喜。我认为反而是我们成年人太低估现在的孩子了，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也善于思考，经过学习，他们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所以，我个人对全面性教育怀有很高的期待。
提 问 ：有人提到，我们虽然接受了性教育，知道了一些知识和应对措施，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能妥善应对。比如安全套的使用，有的男性就是不愿意用安全套，同时女性也不知道怎么应对，没有经验，不好意思开口。这种微妙的心理，好像不是简单地知道一些性知识就能处理好？
刘文利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教孩子关于“性”本身的知识，还要加上沟通协商等生活技能的培养。当一个人在性行为发生需要沟通的时候，需要协商的能力的时候，这种能力不是在当时就会自然出现的，需要长期的培养。
其实，很多家庭缺少对孩子的这种沟通协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都是父母直接替孩子做决定——今天必须穿这套衣服、只能玩这个玩具、必须念哪个大学和专业……如果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多决策都是别人替他做的，他不需要沟通和协商，很可能就不擅长沟通、谈判。
尤其在性方面的交谈，一些父母不能正面回应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即使他们可能也接受过一些性教育的知识，但是依然会紧张。因为性相关的词几乎没有从他们口中说出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不能说出“阴茎”这个词，却能说“小鸡鸡”，有的女生不知道阴蒂的功能……直到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候，很难开口到底用不用安全套。
我们要做的，就是培养青少年获取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能力，如安全套有什么作用，如何使用，到哪里获得。应该给青少年创造这样的条件，让他们在课堂上去讨论，有机会把所谓“敏感”的词说出口。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训练，等他们真正面对性行为、和性伴侣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出口。
提 问 ：您最早是在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也曾经讲到，好的学校可能有更多的优质资源，但是处于发展弱势的孩子可能更需要一些教育资源的支持、倾斜。能具体讲讲为什么最早选在打工子弟学校做性教育吗？
刘文利 ：我是北京人，1995年出国，2005年回到北京，发现北京在这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来务工人员对北京的贡献非常大，但是很多人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有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把孩子带在身边了，孩子依然得不到好的教育，这个城市对这些随迁子女并不那么友好，他们很难进公立学校上学，所以当时在北京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
我个人觉得，这些孩子将来很难再回到农村，他们的父母就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未来也会是，如果不善待他们，不让他们受到优质教育，为他们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将对他们未来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也是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是我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果我的教育资源有限，我会优先将资源用于支持这些孩子的发展。项目组的资助方也是这样的价值取向，于是我们就开始服务北京的流动儿童。如果做好了，未来就会进一步去服务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也非常需要性教育。
城市务工人员的生存压力非常大，也比较难有时间去关注孩子各方面的成长和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支持就很重要。我们应该善待这些孩子们。现在北京市有18所打工子弟学校在用我们的读本开展性教育了。
2017年杭州萧山那个事情，其实是学校将读本当作“漂流读物”在学生间传阅。在这个事情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做这套读本，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父母从网上买回家，和孩子共读。这些父母已经意识到了全面性教育的重要性。我觉得社会、政府都意识到了全面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可能民间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件事，在学校、家庭，甚至在社区，继续推动全面性教育的工作。
*本文首发于11月28日，作者刘文利将于2019年1月6日参加“南都观察年度对话｜欢迎和时代一起进入“中年”，点击超链接了解对话详情。